口述|疫情下塵肺病家庭的悲歌
我是吳森,90年代曾到廣東打工,從事寶石加工行業,患塵肺病已有20餘年,目前是一家服務職業病工人的公益機構的負責人。我們所服務的塵肺病家庭集中在重慶、四川的十幾個縣城裡。因為四川本地有很多礦產,礦工多,這一行業是比較容易患塵肺病的。另外,90年代改革開放的時候,內陸只要有一個人去到延海打工,他就會帶動他的親戚圈子,乃至整個村進入某間工廠。一旦這一行業是高危的,就會導致職業病工人都集中在同一個村。
 
疫情中,我們是最脆弱的其中一批工人。因為塵肺病本身就是肺部感染的問題,一旦感染新冠肺炎,基本上就無法治療了。所以,今年1月到4月,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塵肺病工友和他們的家人都是閉門不出的。所有的工人,在這4個月裡基本是沒有經濟來源,只能靠以前的積蓄生存。對於那些沒有拿到工傷賠償的工人,生存狀態就會有很大問題。雖然工人能向民政部門申請生活補貼,但10個工人裡面只有1、2個工人能申請到補貼,是非常難申請的。即使能申請到,也只能獲得幾百元。
 
雖然企業已慢慢復工,但直到7月,在我們探訪的工人家庭之中,一半多以上仍然是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的。在經濟來源上,塵肺病工人都是需要依靠家屬的。甚至,為了補貼家用,有部分工人的未成年子女需要棄學、外出務工。很多工人的家屬是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延海地帶的外資企業打工。但基本上,這些外資企業今年都停產了。這部分家屬就只能在內地、老家附近找一些斷斷續續、不穩定的工作,比如在商場、餐廳裡當服務員。
 
除了外資企業外,本地企業也受到重創。我們有一批塵肺病工人的家屬是在珠三角小型的加工企業做毛織品代工,雖然很大部分的產品都是內銷的,但今年經濟下滑,基本上工廠是沒有任何貨源的。這批工人拿不到加工訂單,沒有工作做。其中我們接觸到的一批在東莞打工的工友,在東莞待了2個月不到,又返回回來,現在都是待在家裡、沒有工作的。
 
我特別希望和你們分享一位工友的故事。在他身上,你能看見一位塵肺病工人在疫情中面臨的重重困境。
 
這位工友名字叫陳林,1967年生,四川遂寧市人。2007年開始,林就在江蘇的一家工廠從事粉塵作業,每個月的工資差不多在3000到4000元之間。
 
這家工廠裡,工人與工人、機器與機器密度是很大的,加上車間沒有排塵,導致粉塵濃度很大。另一方面,工廠也只是給他派發了棉布口罩,這口罩防塵效果不好、沒有多大防護作用。工廠沒有給他做安全培訓,他自己沒有防護意識,有時就沒佩戴口罩。他在這家工廠工作了十幾年的時間,導致他患了很嚴重的塵肺病,平時呼吸困難,走路吃力,容易感冒。
 
2018年,他在淮安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被診斷為二期職業性塵肺病。2019年,他被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評定為四級傷殘。
 
按正常的法律程式,企業有責任上報工傷,完成工傷認定也只需要3到4個月。然而,2019年以前,他仍在同一家工廠上班,工廠沒有上報工傷,他自己也沒有上報的意識。最後,企業拖延了半年多才完成上報。
 
2019年,林失去了所有的經濟來源。他原來的老闆為了節省成本,沒有按照法律規定給他購買社會保險,以至他沒有辦法獲得工傷保險賠償。他年齡也大了,加上患塵肺病,他就沒有辦法工作了。林的妻子目前負責照顧他的飲食起居,一個老人服侍另一個老人,她自己也沒有體力打工。
 
兩位40來歲、在外打工的女兒是這個家庭唯一的依靠。兩姊妹工資加起來一個月就6000多,她們也有自己的小家庭,有子女。三個家庭,租房、飲食、交通、生活雜費,用下來根本沒有剩餘的錢。雖然生活困窘,兩姐妹仍然覺得自己是幸運的,畢竟在今年的經濟環境下自己還有工作,不至於失去所有經濟來源。
 
令林最為煩惱的是他的工傷賠償案。他心急想要和老闆調解,希望能夠一次性拿到所有補償。但如果他通過調解,一次性獲得賠償,可能就會導致他難以在未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具體來說,調解的時候,很多老闆會告訴你,他會一次性賠償你多少錢,但你拿了錢之後就不能以任何理由起訴我,這等同於要求你放棄自己未來的權益。你所放棄的權益主要是傷殘變更和獲得治療費的權利。比如說,林他現在是四級傷殘,但塵肺病的病情是會不斷加重的,有可能會變成三級、二級甚至一級傷殘,治療費也會不斷變高。如果不調解,按照法律程式走,病情加重之後,你不但有權利主張老闆補償四級到其他傷殘級別之間的差額,還能主張對方賠償你的治療費用,包括住院費、護理費、藥費等等。但如果你選擇一次性獲得賠償,你就會失去病情加重後主張賠償的權利。
 
很多工友都抱有和林相似的想法,想一次性獲得補償。從來他們在工廠拿1000塊、2000塊一個月的工資,一下子能拿到20萬、30萬的賠償,他就會認為很多了。他們不瞭解的是,塵肺病是一個無底洞,晚期需要很多錢治療的。
 
兩姊妹的想法和父親完全不同,她們是大力支持父親繼續按法律程式爭取賠償的。她們父親是覺得現在他基本上跑不動了,又沒有經濟來源,像是家庭的一個拖累,雖然孩子完全不會這樣想。
 
我很能理解他的苦處,因為在工傷賠償案件裡面,走程式是會耗很長時間的。順利的話,從工傷認定、勞動仲裁到一審二審判決,起碼要1年半到2年以上。
 
判決的執行又是另一個難題,從老闆手上拿到全部賠償是另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過去接觸的部分案件,執行了一年都拿不到錢。有一些企業為了逃避責任,起訴過程中就轉移了財產,把工廠從一個地方搬遷到另一個地方、改變企業名稱、法人,給執行造成阻礙。另外,很多企業他拖延你,不一次性給你所有的賠償,將三、四十萬分成十幾個月分期給你。
 
疫情讓本來就非常耗時的索賠過程變得更為漫長。疫情期間,法院不開庭,這一案件仍然停留在勞動爭議委員會的階段,拖延了足足有半年的時間。如果沒有疫情影響,這一個案子應該已經到一審階段。其實,案件被拖延的情況在其他的工友身上也有出現。很多案子都壓了很長時間,7月份才陸陸續續排期開庭。
 
案件延期,拿不到賠償,帶來的另一個困境是,他沒有經濟能力承擔治療費用,他的治療將會被耽誤。如果沒有治療的話,他的病情陸陸續續肯定會惡化的。雖然他現在脫離了粉塵,但同時,他沒有了經濟來源,精神壓力變大了,病情肯定會陸陸續續加重的。
 
他是塵肺病工友的一個縮影。很多塵肺病工人,除非他拿到賠償,他自己是不會去治療。有些工人他自己能走動,能不去住院,他也不去住院的,因為治療和住院的費用太高昂了。塵肺病的話,在沒有感染、沒有併發症的話,一年至少要去要專科醫院療養兩次。療養的費用至少是1000塊錢一天,療養一個禮拜要7000。如果有農村醫保,你可以報銷百分之20、30的費用。但也就只能報銷1000多塊,需要你自己承擔5000、6000塊。
 
相比林,一些更為年輕的塵肺病工人所面臨的困境更大,因為他們的孩子也更為年少。我們最擔心的是,這些工人的子女,因為家庭沒有經濟來源,將面臨退學、棄學的問題。我們今年回訪工人的過程中,已經有10來個學生放棄學業了。我們心是很酸的,因為一旦放棄學業,那就是惡性循環:孩子過早踏入社會,沒有文化,他們又會去從事危險的工作。
 
注:吳森、陳林皆為化名
 
*版權為中國勞動透視所有,未經其同意,請勿轉載。
議題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