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資訊
近年來,Foodpanda的服務費用計算方式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從基本時薪加統一送餐費,轉變為按送遞距離計算每一訂單的費用。平台稱,目前的計薪方式「更公平、更有彈性、更高透明度、以表現主導」。然而,現時的計算方式不但不合理,在缺乏基本時薪、外送團隊無限制擴大、訂單減少的情況下,外送員也正面臨時薪壓低、工時延長、過勞風險增高的困境。
對平台而言,外送員就是一個去除了「人」的面目的數據而已。這一數據排除了性別、種族、性取向等身份差異,只有如何將勞動力轉化成利潤才是被平台所在意的。這一面是異化,一面卻是解放:平台經濟似乎給飽受歧視之苦的人提供了一個收容之處。
近幾年來,外送平台也在不斷修改協議、改變管理模式,以讓外送員變得更像是一位「自僱人士」,減少平台所需要承擔的責任與法律風險。隨著協議的更改,外送員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將更可能被「合法」地剝削。
虽然尘肺患者均存在健康状况问题,濒临丧失劳动能力或丧失工作动力,大多已不再就业,但迫于生存压力,仍有部分患者尝试再就业,而再就业却难上加难,存在“做不了和没人要”、“收入水平低”、“二次职业危害风险”等问题。
根據香港01的報道,2020年被報道的外賣員交通意外達11宗,受傷情況從手腳多處受傷、骨折、頭部出血乃至昏迷,見見觸目驚心。Foodpanda步兵阿雯在入行後,在騎手步兵群內見證著工傷如何頻繁出現在速遞員的職業生涯中。而更令人心涼的是,Foodpanda要求簽訂的《獨立承包(自僱人士)協議》,讓速遞員陷入缺乏保障的處境。
「自由」,也是我從媒體上、從其他速遞員口中最常聽到的一個與行業相關的形容詞。當我成為了一名速遞員,我卻發現,我是受到多重的支配的。「缺乏選擇」、「不得不」、與無奈是我最常體驗到的情感。「自由」,突然成為了一個讓我困惑的陌生概念。
疫情對職工勞動條件的負面影響有所減弱,但疫情也長遠影響著生計。
在我們從塵肺病家庭子女收到的攝影作品中,“高考”、“努力學習”、“自律”是被反復提及的關鍵詞。這些詞指向的是一條相似的人生道路、孩子與父母的共同期待:要多念一些書,擁有更多的知識,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分擔家裡的負擔。 如一位塵肺病工友所說的,孩子們“不希望重複他們父母沒有文化的老路,只能做一些苦工,低下的工作,”在勞動權利無法被保障的工作環境,磨損自己的身體。
家裡咳嗽聲起、父母頻繁出入醫院,是許多職業病家庭中的孩子,慢慢意識到生命中有一些東西在悄然轉變的時刻。 職業病影響的從來不是個人,而是整個家庭。許多父母擔心孩子無法承受職業病帶來的沉重,選擇了沉默與忌諱。但是,大人們不說,孩子們真的什麼都不懂嗎? 我們關心,在職業病家庭中成長的孩子,他們眼中的世界是怎麼樣的?他們最想用照片記錄些什麼、講述些什麼?
疫情后,在這類型單位中工作的個人若面臨解僱、欠薪等問題,其背後涉及的問題也不單單只是因為疫情對經濟的衝擊,還有可能與一些長久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相關,如政府缺乏對非正規勞動關係進行監管,零散工、短期合同工人權益缺乏來自法律法規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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