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資訊
多數精神科醫師認為,壓力的發生與個人應對能力與社會支持系統有關,無法歸於單一工作因素。這種僅從個人因素來理解精神疾病的保守看法,嚴重缺乏整體社會勞動脈絡的觀點,又怎能提出根本預防憂鬱症及自殺的防治政策?
台灣的這一歷程,講述的不僅是勞工爭取讓資方、政府正視經濟發展對勞動階層造成的精神傷害,承擔賠償與預防責任;更是在影響社會從勞工視角重新理解精神疾病,反思汙名,以及「只見個人、不見體制」的精神疾病認知。
“她希望透過政府部門,判定呢個係工傷,帶出其實職場欺凌導致的精神問題都是工傷,唔係只有肢體受傷先至係工傷。”
我在過往阿熊組織的看似看不到「成果」的抗爭中,看到了一些還在生長的果實。比如,一群有行動意願的外送員們在網絡上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些聯結,這些聯結亦將會成爲未來漫長抗爭的基礎。同時,作爲勞動者的我們在行動的過程中,也找到了一些力量感。
即使這已經是一個網絡行動的年代,但人與人切實的聯繫仍然是寶貴的、關鍵的、是團結行動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平台不去思考配送機制的問題,了解外送員真實存在的困難,投入成本改進算法錯漏,加強對外送員的支援,衹想通過成本較低的懲罰性手段來「逼迫」外送員接下不合理的訂單,才是真正的「懶惰」。
近年來,Foodpanda的服務費用計算方式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從基本時薪加統一送餐費,轉變為按送遞距離計算每一訂單的費用。平台稱,目前的計薪方式「更公平、更有彈性、更高透明度、以表現主導」。然而,現時的計算方式不但不合理,在缺乏基本時薪、外送團隊無限制擴大、訂單減少的情況下,外送員也正面臨時薪壓低、工時延長、過勞風險增高的困境。
對平台而言,外送員就是一個去除了「人」的面目的數據而已。這一數據排除了性別、種族、性取向等身份差異,只有如何將勞動力轉化成利潤才是被平台所在意的。這一面是異化,一面卻是解放:平台經濟似乎給飽受歧視之苦的人提供了一個收容之處。
近幾年來,外送平台也在不斷修改協議、改變管理模式,以讓外送員變得更像是一位「自僱人士」,減少平台所需要承擔的責任與法律風險。隨著協議的更改,外送員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將更可能被「合法」地剝削。
虽然尘肺患者均存在健康状况问题,濒临丧失劳动能力或丧失工作动力,大多已不再就业,但迫于生存压力,仍有部分患者尝试再就业,而再就业却难上加难,存在“做不了和没人要”、“收入水平低”、“二次职业危害风险”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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