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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精神科醫師認為,壓力的發生與個人應對能力與社會支持系統有關,無法歸於單一工作因素。這種僅從個人因素來理解精神疾病的保守看法,嚴重缺乏整體社會勞動脈絡的觀點,又怎能提出根本預防憂鬱症及自殺的防治政策?
台灣的這一歷程,講述的不僅是勞工爭取讓資方、政府正視經濟發展對勞動階層造成的精神傷害,承擔賠償與預防責任;更是在影響社會從勞工視角重新理解精神疾病,反思汙名,以及「只見個人、不見體制」的精神疾病認知。
就是否把某一疾病納入職業病範圍而設定一套準則是可以理解的,但隨著經濟模式轉變,政府依然沿用此過時的框架實在是置勞工的真實需要於不顧。
疫情對職工勞動條件的負面影響有所減弱,但疫情也長遠影響著生計。
在我們從塵肺病家庭子女收到的攝影作品中,“高考”、“努力學習”、“自律”是被反復提及的關鍵詞。這些詞指向的是一條相似的人生道路、孩子與父母的共同期待:要多念一些書,擁有更多的知識,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分擔家裡的負擔。 如一位塵肺病工友所說的,孩子們“不希望重複他們父母沒有文化的老路,只能做一些苦工,低下的工作,”在勞動權利無法被保障的工作環境,磨損自己的身體。
家裡咳嗽聲起、父母頻繁出入醫院,是許多職業病家庭中的孩子,慢慢意識到生命中有一些東西在悄然轉變的時刻。 職業病影響的從來不是個人,而是整個家庭。許多父母擔心孩子無法承受職業病帶來的沉重,選擇了沉默與忌諱。但是,大人們不說,孩子們真的什麼都不懂嗎? 我們關心,在職業病家庭中成長的孩子,他們眼中的世界是怎麼樣的?他們最想用照片記錄些什麼、講述些什麼?
女性職工經濟的改善,需要行業打破職場中的性別不平等。
根據本調查的研究結果,大量企業存在非法解僱、降低薪酬、拖欠工資等行為。可見,問題是出於執行與監督上。疫情后,勞資糾紛案件必然大量湧現。勞動行政部門以及司法體系是否能保障到權益受到損害的職工,仍然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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