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精神科醫師認為，壓力的發生與個人應對能力與社會支持系統有關，無法歸於單一工作因素。這種僅從個人因素來理解精神疾病的保守看法，嚴重缺乏整體社會勞動脈絡的觀點，又怎能提出根本預防憂鬱症及自殺的防治政策？
台灣的這一歷程，講述的不僅是勞工爭取讓資方、政府正視經濟發展對勞動階層造成的精神傷害，承擔賠償與預防責任；更是在影響社會從勞工視角重新理解精神疾病，反思汙名，以及「只見個人、不見體制」的精神疾病認知。
“她希望透過政府部門，判定呢個係工傷，帶出其實職場欺凌導致的精神問題都是工傷，唔係只有肢體受傷先至係工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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